紀念衛禮賢^注3

談論衛禮賢和他的工作，這項任務並不輕鬆，因為我們的出發點相去甚遠，只是在道路的中途偶然相遇。他畢生的工作有一個範圍是我從未涉足的。我從未去過那個早先塑造了他、後來又讓他全身心投入的中國，我也不熟悉中國的語言，那是對中國東方活生生的精神表達。我不過是一個門外漢，站在衛禮賢所精通的廣大知識經驗領域以外。如果我們都停留在自己的專業領域，那麼他作為漢學家、我作為醫生恐怕永遠也不會接觸。然而，我們在人文領域相遇了，它從一開始就超越了學院界限，那裡有我們的接觸點，那裡騰躍而起的火花點亮了一盞明燈，它將成為我一生中最有意義的事件之一。由於有這樣一段經歷，我也許可以談談衛禮賢和他的工作。我懷着感激的崇敬之情緬懷這位思想家，他在東西方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把一種瀕臨毀滅的數千年文化的寶貴遺產留給了西方。

衛禮賢擁有的高超造詣只有這樣一種人才能獲得，這種人超越了自己的專業，其學問變成了一種對人類的關切——不，不是變成，這種關切自始至終都是如此。因為除此之外還有什麼能使他擺脫歐洲人甚至是傳教士的狹隘眼界呢？以至於他一接觸到關於中國靈魂的秘密，就立刻覺察到這其中隱藏着對我們十分珍貴的東西，並為這份稀世珍寶而犧牲掉其歐洲偏見。正是一種海納百川的人格和參透一切的偉大心靈，才使他能夠毫無保留地向一種迥然相異的思想敞開自己，並把自己的種種天賦和才能貢獻給它。他超越了基督教的怨恨，超越了歐洲人的傲慢自大，他在投身於這項任務時的理解本身便證明了一種罕有的偉大精神；而所有平庸者在接觸外來文化時，不是盲目地喪失自我，就是自以為是地大加批判。他們只能接觸到外來文化的外表和皮毛，而從未咂摸到它的滋味，因此也從未進入那種精神交流，那種產生新生命的最親密的交融與滲透。

一般說來，專業學者的心智是純粹男性的，對於這樣一種理智而言，繁育是一種與本性相異的不自然過程，因此它特別不適合接受和培育與本性相異的精神。而更偉大的精神卻帶有女性的特徵，它有一個擅於接納的、培育性的子宮，可以把陌生的東西改造成熟悉的形態。衛禮賢擁有這種母性精神的罕見天賦，因此能夠前所未及地領會東方精神，致力於他那些無與倫比的翻譯工作。

在我看來，他最偉大的成就是對《易經》的翻譯和評述。^注4在知道衛禮賢的譯本之前，多年以來我一直在使用理雅各（James Legge）的有缺陷的譯本，^注5因此我完全能夠認識到這兩個譯本之間的巨大差異。衛禮賢成功復活了這部古老的著作，給它賦予了一種新的活力。不僅許多漢學家，甚至是大多數現代中國人，都只能把這部著作看成一堆荒謬的符咒。也許沒有哪部著作能像《易經》那樣體現了中國文化的精神。幾千年來，中國最傑出的人一直在這部著作上攜手合作，貢獻力量。它雖然成文甚早，但萬古常新，至今仍然富有生機，影響深遠，至少在那些理解其意義的人看來是如此。我們能夠受此恩惠，這要歸功於衛禮賢的創造性工作。他使我們得以接近這部著作，不僅通過他的精心翻譯，而且也通過他的個人體驗。他既是中國一位舊學大師^注6的門徒，也是中國瑜伽心理學的初學弟子，對他來說，《易經》的實際運用是常新的體驗。

除了這些豐厚的禮物，衛禮賢還留給我們一項任務，其意義我們現在可以猜測，但還不能充分領悟。任何一個像我這樣有幸能在與衛禮賢的精神交流中體驗過《易經》占卜能力的人，都不會對一個事實長久地視而不見，那就是我們已經觸及了一個有可能動搖我們西方心態基礎的阿基米德點。像衛禮賢那樣對一種本性上異於我們的文化進行豐富多彩的描繪，其意義絕非微不足道，但比這更重要的是，他把中國精神的鮮活胚芽接種在我們身上，使我們的世界觀發生了本質改變。我們不再僅僅是臨淵羨魚或品頭論足的旁觀者，而是已經成為東方精神的參與者，能夠體驗到《易經》活生生的效力。

乍看起來，《易經》應用的基本機制與我們西方科學的因果世界觀似乎尖銳對立。換句話說，它完全是非科學的，甚至是禁忌的東西，因此超出了我們的科學判斷，是我們無法理解的。

幾年以前，當時的英國人類學學會主席問我，為什麼像中國這樣一個精神層次如此之高的民族卻沒能發展出科學。我回答說，這一定是一種視錯覺，因為中國的確有一種「科學」，其「標準著作」就是《易經》，不過和中國的許多其他東西一樣，這種科學的原理與我們的科學原理完全不同。

事實上，《易經》的科學並非基於因果性原理，而是基於一種我們從未遇到因而迄今尚未命名的原理，我姑且稱之為「同步性」（synchronistisches）原理。多年以前，我在研究無意識過程的心理學時就已經意識到，必須尋找一種新的解釋原則，因為因果性原理似乎不能令人滿意地解釋某些值得注意的無意識心理現象。我發現有一些心理上的平行現象，它們之間不可能有因果聯繫，而必定處於另一種事件聯繫。在我看來，這種聯繫主要可見於相對的同時性這一事實，因此我稱之為「同步性」。事實上，時間彷彿遠非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種包含着性質或基本條件的具體連續體（konkretes Kontinuum），這些性質或基本條件能以一種無法作因果解釋的平行性在不同的地方相對同時地顯現出來，比如相同的思想、符號或心理狀態的巧合出現。另一個例子是衛禮賢曾經指出的中國和歐洲風格期（Stilperioden）的同時性，它們之間不可能有因果聯繫。如果擁有經過徹底論證的結果，那麼占星學就是同步性的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例子。不過，至少已經有一些事實經過了充分論證，並有大量統計數據作為支持，因此，對占星學問題進行哲學考察似乎是有價值的。（從心理學上的評價來看，這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占星學代表着古代所有心理學認識的總和。）

可以根據一個人的生辰來詳細重構他的性格，這一事實表明了占星學的相對有效性。然而，生辰絲毫不依賴於實際的天文星座，而是依賴於一種隨意的、純粹概念性的時間系統，因為由於二分點的進動，春分點早已移出了零度的白羊宮。那些實際上正確的占星學判斷並非基於天體的影響，而是基於我們假定的時間性質，換句話說，在這一時刻出生的人或所做的事都具有這一時刻的性質。

這也是實踐《易經》的基本程式。大家知道，通過操作蓍草或硬幣這種純粹基於偶然的方法可以獲得刻畫該時刻的六線形卦象。神秘的蓍草會按照該時刻的性質而下落。問題僅僅在於：公元前一千年的文王和周公是否正確解釋了這種由下落的蓍草而獲得的偶然圖形？對此只有經驗能決定了。

應我的邀請，衛禮賢在蘇黎世心理學俱樂部作第一次講演時演示了《易經》的操作方法，同時還做了一項預言，這項預言不到兩年就準確無誤地應驗了。這一事實還可以通過許多平行的經驗而得到進一步確證。但這裡我並不關心如何客觀地確定《易經》預言的有效性，而是像我已故的朋友衛禮賢那樣把它當作前提。於是，接下來我只要談談這個令人驚訝的事實，即藉助《易經》的卦象可以解讀出該時刻的隱秘性質（qualitas occulta）。這裡涉及的事件關聯與占星學有着本質聯繫，而不僅僅是相似。出生對應着落下的蓍草，星座對應着卦象，對星座的占星學解釋則對應着卦辭。

這種建立在同步性原理基礎上的思維在《易經》那裡達到了頂峰，它是對中國總體思維最純粹的表達。而在西方哲學史上，這種思維自赫拉克利特之後就已經銷聲匿跡，直到在萊布尼茨那裡才又出現了微弱的回聲。不過在此期間，它並沒有徹底消亡，而是繼續活在占星學思辨的暮色中，直到今天也一直保持在這一層次。

在這裡，《易經》正好呼應了我們進一步發展的需要。在我們這個時代，神秘學（Okkultismus）獲得了一種無與倫比的復興。西方精神之光幾乎因此而黯然失色。這裡我想到的並不是我們的專科院校及其代表。我是一個醫生，常與普通人打交道，因此我知道，大學已不再能帶來光明。人們已經厭倦了科學的專業化以及理性主義的唯理智論。人們渴望聽到真理，這種真理不是使他們更狹窄，而是使他們更開通，不是蒙蔽他們，而是照亮他們，不是像水一樣流過他們，而是切中肯綮，深入骨髓。這種尋求很容易把廣大公眾引入歧途。

每當我想到衛禮賢的成就和意義時，我總會想起把《奧義書》的第一個譯本帶到歐洲的法國人安基提爾·迪佩龍（Anquetil Du Perron），當時臨近1800年，歐洲正在發生某種聞所未聞的事情，理性女神把基督教的上帝趕下了巴黎聖母院的寶座。今天，比當時的巴黎更加聞所未聞的事情正在俄國發生，基督教在歐洲本土是如此衰弱，甚至連佛教徒也認為這是向歐洲傳教的大好時機，正是衛禮賢從東方給我們帶來了新的光明。他感到了這一文化使命的召喚，意識到東方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治癒我們的精神匱乏。

徑直給予慷慨的施捨並不能真正幫助處於困境中的人，儘管這些施捨可能是他想要的。對他更大的幫助是給他指出一條明路，使他可以通過努力永遠擺脫困境。不幸的是，我們今天的精神乞丐太容易接受東方的施捨，盲目地模仿東方的做法。這種危險怎樣警告都不為過，衛禮賢也清楚地感覺到了這一點。僅僅是一種新鮮感覺或者新的神經刺激並不能幫助歐洲的精神。中國花了幾千年時間建立起來的東西我們也不可能通過偷竊來獲得。要想擁有，我們必須憑藉自己的努力。東方所能給予我們的僅僅是一種幫助，具體工作還必須由我們來做。如果我們把自己文化的根基當作過時的錯誤加以捨棄，把我們看成無家可歸的海盜偷偷摸摸地棲身於陌生的海岸上，那麼《奧義書》的智慧和中國瑜伽的洞見對我們又有什麼用呢？如果我們對自己的問題視而不見，帶着習慣性的偏見過着人為安排的生活，如果我們掩藏真實的人性及其所有的危險暗流和黑暗，那麼東方的洞見尤其是《易經》的智慧將毫無意義。這種智慧的光芒只能在黑暗中閃爍，在歐洲意識和意志劇場中的探照燈下則無跡可尋。我們也許讀到過中國的大屠殺，秘密社團的邪惡勢力，平民百姓那難以名狀的貧困以及令人絕望的骯髒和罪惡，此時我們會對那裡的恐怖有所印象，而《易經》的智慧正是從這一背景中產生出來的。

要想體驗活生生的東方智慧，我們需要有一種正確的三維生活。因此，我們首先需要關於我們自己的歐洲智慧。我們道路的出發點是歐洲的現實，而不是瑜伽功法，後者只會掩蓋我們的現實。我們必須在一種更廣的意義上來繼承衛禮賢的翻譯工作，這樣才能無愧為這位大師的學生。正如他已將東方的精神財富轉化為歐洲的含義，我們也應把這種含義轉化為生活。我們知道，衛禮賢把核心概念「道」譯為Sinn（含義、意義）。把這種Sinn轉化為生活，亦即實現「道」，這正是學生的任務。

但是用語詞和好的教導無法產生道。我們真的知道道是如何在我們之中或圍繞我們產生的嗎？通過模仿？通過理性？抑或通過意志的體操？

讓我們把目光轉向東方，那裡籠罩着一種無法抗拒的命運。歐洲的大炮轟開了亞洲的大門，歐洲的科學技術、歐洲的世俗和貪婪正在中國泛濫。我們已經從政治上征服了東方。然而當羅馬從政治上推翻了近東之後發生了什麼呢？東方的精神進入了羅馬，光明之神密特拉（Mithra）成了羅馬人的戰神，從小亞細亞的一個最不起眼的角落產生了一種全新的羅馬精神。難道今天就不會發生類似的事情嗎？我們也許會像當年那些有教養的羅馬人一樣盲目，對救世主的迷信感到驚異。需要注意的是，英國和荷蘭這兩個最早的殖民亞洲的列強同時也最受印度通神學（Theosophie）影響。我知道我們的無意識中已經充滿了東方的象徵，東方精神其實就在我們門前。因此在我看來，道的實現，道的追尋，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我們的集體現象，其程度遠比我們通常認為的大得多。比如我認為，衛禮賢和印度學家豪爾（Hauer）^注7在今年的德國精神治療師大會上應邀作了關於瑜伽的報告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跡象。試想一下，一個與痛苦不堪因此易於接受的病人直接打交道的從業醫生一旦與一種東方治療體系建立起聯繫，這意味着什麼！東方精神將穿透所有毛孔而抵達歐洲最為脆弱的地方。它既可能是一種危險的傳染病，也可能是一劑良藥。在西方，巴別塔造成的語言混亂已經導致了嚴重的方向迷失，以至於人人都渴望樸素的真理，或者至少是渴望一些一般思想，它們不僅訴諸頭腦而且也訴諸心靈，可以給沉思的頭腦帶來明晰，也可以給動蕩不安的情緒帶來安寧。和古羅馬人一樣，我們今天再次引入了五花八門的異國迷信，希望從中找到治療自身痼疾的良藥。

人本能地知道，一切偉大真理都是樸素的，因此本能軟弱的人便以為偉大的真理可以在那些廉價的簡化和陳詞濫調中找到，或者因失望而陷入相反的謬誤，以為偉大的真理必定極其晦澀複雜。今天在我們的普通公眾中出現的靈知主義（gnostische）運動在心理上與1900年前的靈知主義運動完全一致。那時和今天一樣，孤獨的漫遊者像偉大的阿波羅尼奧斯（Apollonius of Tyana）那樣紡着精神的絲線從歐洲到了亞洲，也許是到了遙遠的印度。從這樣一種歷史視角來看，我認為衛禮賢就像一位偉大的靈知主義中介，使亞洲的文化遺產與古希臘精神相接觸，使一個新世界從羅馬帝國的廢墟上產生出來。那時和現在一樣，到處都是蕪雜瑣碎、異想天開、品味低劣、內心不安，精神的大陸已被洪水淹沒，只有幾個山尖像小島一樣從無邊的洪水中露出頭來，各種精神的歧路在向人召喚，各種假先知沉渣泛起。

在種種刺耳喧囂的歐洲觀點中，能夠聽到衛禮賢這位中國信使的樸素語言真是一種福音。我們可以注意到，衛禮賢的語言是在純樸自然的中國思想中培育出來的，而中國思想能用樸素的語言表達深刻的東西。這種語言揭示出真理背後的簡單和深刻背後的質樸，給我們帶來了金花的優雅芬芳。它在西方的土壤中植入了一株纖弱的幼苗，使我們在經歷了肆意妄為和桀驁不馴之後對於生命和道有了新的感受。

面對着東方的異國文化，衛禮賢表現出了歐洲人罕見的謙恭。他毫無芥蒂地面對它，不帶任何偏見和自負，完全敞開自己的心靈，任它控制和塑造，因此當他回到歐洲時，他給我們帶來了在精神和本質上都很純正的東方圖像。他獲得這種深刻轉變肯定要付出巨大的犧牲，因為我們的歷史預設與東方全然不同。面對着東方更為普遍、更為溫和的本性，西方意識的尖銳及其嚴峻問題必須變得柔和，西方的理性主義及其片面的區分也必須讓位於東方的寬廣和質樸。對衛禮賢來說，這種轉變不僅意味着思想觀點的轉移，而且也意味着人格構成的本質性重組。倘若衛禮賢不能讓他內心之中的歐洲精神退居幕後，他就不可能給我們提供如此完美的東方圖像，沒有任何隱秘動機，也沒有任何粗暴無禮。如果他讓東西方在他內心之中進行一場毫不妥協的生硬較量，他就不可能完成他的使命，給我們提供一幅中國的真實圖像。為了完成這項命定的任務，犧牲掉歐洲精神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

衛禮賢在最高的意義上完成了他的使命。他不僅使我們能夠接觸到古老的中國思想寶庫，而且正如我已經指出的，他帶來了已經存活數千年的中國精神之根，並把它植入了歐洲的土壤。隨着這項任務的完成，他的事業達到了頂峰，但不幸也達到了它的終點。根據中國人所熟知的物極必反法則，一個階段的結束正是其相反階段的開端。因此陽極則陰，盛極則衰。我只是在衛禮賢生命中的最後幾年才與他接近，我可以看到，隨着他畢生工作的完成，歐洲和歐洲人是如何越來越向他靠攏，事實上是越來越困擾他。與此同時，他也愈發感到，他可能正站在一場劇變的邊緣，這場變革的性質他還不能清晰地把握。他只知道，他面臨著一場決定性的危機。他身體上的疾病伴隨着這種精神發展。他的夢裡充滿了對中國的回憶，但夢中的畫面總是鬱鬱寡歡、陰沉凄涼。這清楚地表明，他心中的中國內容已經走向了反面。

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被永遠犧牲掉，一切事物都會以改變的形態回返。在出現巨大犧牲的地方，當那些犧牲掉的東西重新回來時，必定會有一個富有抵抗力的健康機體存在着，以承受一場劇變所帶來的衝擊。因此，這種嚴重的精神危機如果發生在孱弱的病體上，往往也就意味着死亡。現在祭刀就握在曾經作為祭品的他自己手中，曾經是獻祭者的他必死。

如大家所見，我並沒有隱瞞我個人的觀點，如果我不講我對衛禮賢的體會，我又怎能談論其他呢？他畢生的工作對我來說彌足珍貴，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解釋和確證了我為了應對歐洲人的心靈痛苦而作的探尋、追求、思索和活動。對我來說，聽他用清晰的語言闡述那些我曾隱約感覺到的來自混亂的歐洲無意識的東西是極為重要的經歷。事實上，他極大地豐富了我，以至於在我看來，我從他那裡得到的東西似乎比從任何人那裡得到的都多。正因如此，我才不揣冒昧地站在紀念他的講台上，表達我們所有人對他的感激和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