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 [1] 所著《〈周易〉与中国精神》 [2]

我虽然不是汉学家，但因为曾经接触过《易经》这部伟大的经典，所以愿意通过写这篇序言来作见证。同时，我也愿意借此机会，再次向我的老朋友理查德·卫礼贤 [3] 致敬，因为我深切地体会到，在西方，他翻译的《易经》是无与伦比的，在文化方面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荣格像

假如《易经》的内涵很容易把握，这篇序言就没有写的必要了，但是事实不是这样，因为重重的迷雾正笼罩着它。西方学者往往将它看成咒语集，认为它太晦涩难懂了，不然就认为它没有丝毫价值。理雅各 [4] 的译本是到目前为止唯一可见的英译本，但这译本并没能使西方人更了解《易经》，而卫礼贤的译本则开启了了解《易经》象征形式的大路。卫礼贤曾经接受圣人的学生劳乃宣 [5] 的教诲，了解《易经》的哲学及其占卜方法，所以很有资格从事这项工作。而且，他还有多年的实占经验，而实占是需要很特殊的技巧的。因为卫礼贤能掌握《易经》活泼的生机和丰富的内涵，所以这个译本见解深邃，远远超出了关于中国哲学知识的学院式藩篱。

一、易占是怎么一回事

卫礼贤对诸多有关《易经》的问题的说明，以及对实占的洞见，都使我深受教益。我对占卜感兴趣已超过30年，作为探究无意识的方法，占卜对我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我在20年代初期遇到卫礼贤的时候，对《易经》已经相当熟悉。卫礼贤不但肯定了我已经了解的事情，而且教会了我更多。

我不懂中文，也从没去过中国，但是我可以向我的读者担保，要找到进入这部中国经典的正确法门并不容易，因为它的思维模式和我们相距实在太远。假如我们想彻底了解这本书，首先必须赶快丢掉西方人的偏见。比如有人说：像中国人这样天赋特异而又聪慧的民族，居然没有发展出科学，真是怪事！事实上，我们所谓的科学，是建立在以往被视为公理的因果法则上的，而对因果法则的看法正在巨变当中。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无法完成的任务，正在由当代的物理学家来完成，他们已经使因果律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我们已经知道，所谓自然规律，不过是统计学上的真理罢了，必然有例外的情况发生。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所谓的自然规律需要在实验室里极严格的限制下才能得到，假如让事物按其本性自然发展，就会看到截然不同的现象。每一事件的历程或多或少都要受到几率的影响，这种情况极为普遍，所以在自然的条件下，完全符合规律的事情反倒属于例外。

正像我在《易经》里看到的那样，中国人的心灵似乎完全被事件的几率层面吸引住了。我们认为巧合的事情，却成了这种心灵的主要关心对象，而我们所看重的因果律，则几乎受到完全的漠视。必须承认，几率是不可忽视的，人类费尽心机所要做的，就是摧毁和限制几率的影响，然而在和几率的对比中，通过理论思维而得到的因果律，却显得软弱无力，卑贱如土。例如，水晶可以说是种六面形的角柱体，只要是理想上的水晶，这种表述就是正确的，然而在自然界，尽管所有的水晶都是六角形的，却永远找不到两块完全相同的水晶。中国圣人看到的，似乎是经验的而非理论的水晶。对他们来说，由复杂的自然规律构成的事实，比对它作出因果性的解释更重要，因为只有在构成事件的因素彼此分离后，才适于用因果关系来处理。

《易经》对待自然的态度，似乎很不赞赏我们所看重的因果程序。在中国古人的眼中，观察的情境是几率的撞击，而不是因果因素汇集起来所导致的明确结果。在观察事物时，他们的兴趣似乎集中在几率因素所形成的缘会上，而不是集中对巧合所假设的种种理由上。当西方人小心翼翼地过滤、衡量、选择、分析、隔离的时候，中国人的情境图象却包容一切，直至最精致、最细微、超感觉的部分，因为所有这些因素都凑在一起，共同形成观察时的情境。

所以，当人们抛掷三枚硬币，或者拨弄49根蓍草时，这些几率的微细部分都进入了情境的图象，成了这情境的一部分。这个部分对我们并不重要，但对中国古人却具有无比的意义。在某一情境中发生的事情，不可避免地具有只属于这一情境的性质。也许有人认为这样的论述陈腐不堪，但这里谈论的不是抽象的论证，而是实际情况。有些行家只要根据酒的色泽、味道、形态，就可以说出它的产地和酿造年份。有些古董收藏家只要不经意地瞄上一眼，就可以准确地说出古董或家具的制造地点和制造者。有些星占家甚至可以在完全不知道你生辰的情况下，说出你出生时日月所在的位置，以及从地平面升起的黄道带是什么样子。我们总该承认，情境总是含有事件的某些迹象和线索。

也就是说，《易经》的作者相信，在一定情境下得到的卦爻，与这一情境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性质上都是相契合的。对他来说，卦爻是成卦时情境的代表，它的作用甚至超过了时钟上的钟点，超过了日历上对季节和月份的划分，同时，卦爻也被看作成卦时主要情境的指引者。

二、巧合的意义——同时性

卦爻与成卦时的情境相契合这种假设，蕴含了我所说的同时性这个看上去非常奇怪的概念。这个概念所主张的观点正与因果性相反：后者只是统计学上的真理，只是一种对作用的臆说，假设事件如何从那样演化成这样罢了，而同时性原理却认为，事件在时空中的契合并不只是几率的作用，它含有更丰富的意义，即事件之间，以及它们与观察者的心理状态之间，有一种互相依存的特殊关联。

中国古人思考宇宙的态度，在某些方面可以和现代物理学家相媲美。他不否认，他的世界模型就像在运用《易经》时一样，需要把主观的也就是心灵的条件包含在整个情境中。正如因果性描述了事件的前后联系一样，对中国人来说，同时性处理了事件的契合。因果性告诉我们一个纵向发展的戏剧性故事：D是如何呈现的？它是从前面的C衍生的，而C又是从前面的B而来，如此之类。相比之下，同时性则试图描绘出平等因素之间有意义的契合，例如，A、B、C、D是如何在同一情境及同一地点一齐呈现的。在这里，A、B、C、D都是同一情境中的构成因素，而这情境则显示了一幅合理而可以理解的图象。

《易经》六十四卦是一种象征性的工具，体现着六十四种各具代表性的情境，这种诠释方法可以与因果的解释相媲美。因果联系可以用统计来确定，可以用实验来控制，但情境却是独一无二，无法重复的，所以在正常状况下，同时性原理是无法实验的。《易经》认为，同时性原理发生效用的唯一要件，是观察者确信卦爻辞可以呈现他心灵的状态，所以他在抛掷硬币或者分开蓍草时，必须确信它一定会存在于某个现成的情境当中，而且发生在这一情境中的任何事情都属于这一情境，属于其中不可分割的因素。当然，要了解这一明显真理的确切含义，只有得出卦爻以后，乃至证实了对卦爻的诠释以后才有可能，因为这一方面要求观察者对主客观情境具有足够的知识，另一方面要根据后续事件的性质来确定。这种程序显然不是我们习惯于实验或证据的批判性心灵所熟悉的，但对于想从中国古人的角度来观察世界的人来说，《易经》也许颇有诱人之处。

三、请教《易经》

我以上的论述，中国人并没想过；不但没想过，而且恰好相反，因为据传统的解释，只有经过神灵以隐秘方式发生的作用，蓍草才能对占题给出有意义的答案。这些力量凝聚在一起，构成《易经》活生生的灵魂。由于《易经》是种充满灵性的存在，所以人们可以向它占问，而且可预期得到合理的答复。谈到这里，我头脑中忽然灵光一闪，想：如果外行的读者能见识一下易占怎样运作，也许会颇感兴趣。于是，我将依照中国人的观念，一丝不苟地作个实验：我在某一意义上将《易经》人格化，并要求它判断它目前的处境如何，也就是我把它引荐给英语世界的读者，结果将会怎样？

尽管在道家哲学的前提下，这样的处理方式很恰当，但是在我们看来却显得过于怪诞。但是，连精神错乱导致的各种幻觉都吓不倒我，连原始迷信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诡橘都不曾使我惊骇，我总是尽量不存偏见，保持好奇，这不就是所说的“喜爱新知”吗？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冒一点险，与这充满灵性的古籍交谈一下呢？这样做，应当不至于有任何伤害，反而还可以让读者见识一下源远流长、贯穿中国文化的心理学方法。不管儒家还是道家，对他们来说，《易经》都是一种精神权威，一种哲学奥义的崇高体现。我利用抛掷钱币的方法占卜，结果得到第五十卦——鼎。

要与我提出问题的方式相应，对卦爻辞必须这样看待：《易经》是一位懂得告谕的人士，它将自己视作一座鼎，即一种含有熟食的礼器，其中的食物是要敬献给神灵歆用的。卫礼贤在谈到这一点时说：

鼎是精致的文明时代才有的器物，它示意有才能的士人砥励自己，为国家的利益而牺牲和奉献。由此可知，文明在宗教方面已经达到巅峰。鼎提供牲礼，因此，尊崇他们就是尊崇上帝。应当通过尊崇他们，来谦卑地接受上帝的旨意。

回到我们的假设上来，我们必须认定：在这里，《易经》是在给自己作见证。

当卦中任何一爻值六或九时，都表示它们是变爻，因此特别值得注意，在诠释上也比较重要。在我筮得这个卦上，神灵着重于九二、九三两阳九爻。爻辞说：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易经》说自己“鼎有实”。分享到了不起的东西时，常会招来忌妒，忌妒交加是图象中的一部分。忌妒者想剥夺《易经》所拥有的，即剥夺它的意义，甚或毁掉它的意义。但他们的恶意最后必将落空，它丰富的内涵仍然极为稳固，它的成就不可能被剥夺。爻辞继续说：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

鼎耳是鼎上可以穿入铉，用来把鼎抬走的部分，象征事物的可把握处。这是《易经》（鼎卦）里的一个概念，但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个概念显然已经有所改变，所以我们今天已经不再能够把握《易经》，结果“其行塞”。命运的迷宫和人性的昏暗都很危险，占卜睿智的劝谕和深邃的洞见可以帮助我们，而当我们不再能从中获益时，我们也就无从辨别脱险的道路了。肥美的雉鸡象征空虚已被克服，痛失智慧的悔恨也告一段落时，渴望已久的时机终于降临。对此，卫礼贤评论说：

这里描述处在高度发展的文明中的人，却发现自己备受漠视，自己的成就备受打击。

《易经》确实在抱怨，它优良的品质和重要的功能都被人忽视，闲置在地上，可是它预期自己最终一定会再度得到肯定，所以又感到欣慰。

四、《易经》答语的意义

对我提出的问题，《易经》的这两段爻辞给出了明确的回答。这两段爻辞既不需要精微细密的诠释，也不需要任何巧思和旁门左道的知识，稍有常识的人都可以领会它的含义。这答案指出，一个相当自信的人，其价值却不能普遍地为人们所承认，甚至于连普遍地为人所知都谈不上。《易经》看待自己的方式相当有趣，它视自己为一件礼器，牲礼借着它奉献给神灵，诸神借着它才得以歆享。我们也可以说，这礼器供给无意识的因素或力量以精神食粮，这些因素或力量往往向外投射为诸神，其目的是要人正视这些力量应有的分量，以便引导它们进入个体生命而发挥作用。这无疑就是“宗教”（religio）一词的最初含义——小心凝视，注意超自然的存在。

《易经》的方法确实考虑了隐藏于事物内部及观察者心灵的独特性，同时也把潜藏在个人无意识中的因素一并考虑了进去。我请教《易经》，就像请教一位将要引荐给朋友认识的先生一样，事先会自问：这样做，这位先生是否觉得高兴？《易经》在答复我的问题时，谈到自己在宗教上的意义，也谈到它目前仍然不为人所了解，时常招致误解，还谈到它希望以后重放光彩。由最后这点可以看出，《易经》显然已经瞥见了我尚未写完的序言，更重要的是，它也瞥见了英译本。这样的反应很合理，就像我们从处境相似的人身上可以预期的一样。

可是，这种反应到底是怎样发生的？我只是将三枚小铜板轻轻地抛掷在空中，然后它们落下，滚动，最后静止不动，有的正面在上，有的背面在上。初看起来，这种技术似乎毫无意义，而有意义的反应却由此发生，真是奇妙！而这正是《易经》最杰出的成就。我所举的例子并不是偶然遇到的，答案有意义属于常例。西方的汉学家和一些颇有成就的中国学者，曾经痛心疾首地告诉我：《易经》只是一本过时的咒语集 [6] 。从谈话中可知，这些人有时也向算命的术士（通常是道士）请求占卜。这样做当然“毫无意义”，但值得惊奇的是，所得的答案竟然与问卦者心理上的盲点极度吻合。

西方人认为，其实各种答案都有可能回答我的问题，我同意这个看法，因为我确实不能担保另外的答案就不会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但是，所得到的答案毕竟只有一个，我们并不知道其他可能的答案是什么，而眼前这个答案已经使我非常满意。重复询问一个老问题并不是高明的做法，我不想这样，因为大师是不贰言的。学究式的研究笨拙而繁琐，总是想把这非理性的现象导入先入为主的理性模式，我厌恶这种方式。像答案这样的事物，无疑应当保持它初次出现时的原样，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知道在不受人为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回归到自体的本性是什么样子。人不应当在尸体上研究生命，更何况原来的情境根本不可能重新来过？每一个占例都只能有一个答案，而且只能是最初那个答案。

且再回到鼎卦上来。整个鼎卦都在发挥着那两个变爻的主题，这一点毫不奇怪。卦的初爻说：

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易经》就像一只废弃的鼎，歪倒在一旁，无人使用。爻辞建议我们将它倒过来，以便清除其中的积垢。《易经》再度被人关注，是学者们再也找不到其他的出路所致，这就像有人在妻子没有子女时另外娶妾。妾在中国只有半合法的地位，她们实际上只是暂时处于这尴尬的地位而已；同样，占卜这种巫术方式也只是为了更高目标而利用的东西罢了。虽然它只是备作偶尔一用的东西，但是它心里没有怨尤。

第二、三爻前文已经述及，第四爻说：

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鼎在这里已开始被使用，但情况显然很糟，因为占卜被误用了，或者遭到了误解。神灵的食物洒了一地，当事人丢尽了脸面。理雅各的翻译是：“臣民们将因为羞愧而脸红。”误用鼎这类礼器真有大不敬的罪过。对此，《易经》显然坚持着自己应有的尊严，它抗议自己的被亵渎。

第五爻说：

鼎黄耳金铉，利贞。

《易经》似乎重新为人们所正确（黄色）理解了，也就是通过新的概念，它可以被正确掌握了，这新概念很有价值（金色）。事实也正是这样，因为有了新的英译本以后，《易经》比以往更容易为西方世界所接受了。

第六爻说：

鼎玉铉，元吉，无不利。

玉以温润和柔美著称，假如鼎的两个环是用玉制成的，整个鼎看去一定精美富丽，珍贵非凡。这表示《易经》对自己以后的命运极为乐观。我们虽然只能静待事情的进一步发展，但也不能不因为《易经》对新译本的赞赏而感到称心和快意。

在上面这个占例中，我已经尽可能客观地描述了占卜的运作情况。当然，运作的程序会随着提问方式的不同而发生一些变化。假如一个人处在混乱的情境里，他也许会在占卜时现身为说话者的角色；而如果问题牵涉到别人，那人也许会成为说话者。然而，说话者的认定并不完全依提问的态度而定，因为我们和伙伴的关系并不总是由伙伴决定。我们的关系通常几乎完全决定于自己的态度，尽管我们常忽略这一事实。因此，假如一个人没有意识到他在自己的关系网中所扮演的角色，他终究会感到惊讶：怎么会和预期的恰好相反？他就像经文偶尔指引的一样，过分夸大了自己的角色。有时我们将某一情境看得太重，过分夸大了它的重要性，如果这时请教《易经》，答案就可能指向潜藏在问题里的一些被忽略的东西。

对刚开始接触《易经》的人来说，这样的例子也许会使他觉得，占卜是一种虚妄的事情。据说孔子的占卜答案，有一次是不理想的，这是第二十二卦——贪，一个极具美感的卦。这使人联想起神祇对苏格拉底的劝导：“你应该多接触音乐。”苏格拉底由此开始吹奏长笛。在执着理性，对生命采取学究式态度方面，孔子与苏格拉底难分高下，但他们都达不到贪卦二爻所说的“贪其须”的境界。不幸的是，理性与繁琐的学究通常都缺乏风雅和吸引力，所以从根本上看，占卜的说法可能并不错。

还是再回到卦上来吧。虽然《易经》对它的新译本似乎相当满意，因而对它的前途很乐观，但这并不能保证它预期的效果体现在大众身上。因为我们得到的鼎卦里有两爻是阳九，我们可以通过这两爻来了解《易经》对自己的预期是什么。依据古老的说法，称作六（老阴）或九（老阳）的爻内在张力很强，强到可能倒向对立的一面去，也就是阳可以转变为阴，阴可以转变为阳。经由这种变化，鼎卦就变成了第三十五卦——晋。

晋卦旨在描述一个人往上爬升时所遭遇的不同命运，卦爻辞说明在这些状况下，他究竟该如何自处。《易经》的处境和卦中描述的人物命运相同。它虽然像太阳一样高高升起，而且表明了自己的信念，但它还是受到打击，无法为人们所相信；它虽然继续努力前进，但是感到很悲伤，然而终究可以“受兹介福，于其王母”。心理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句含义隐晦的爻辞。在梦或童话故事里，祖母或女性祖先通常代表无意识，因为在男人的无意识中，也常含有女性心灵的成分。虽然《易经》可能无法为意识所接受，但是至少无意识可以在半路上迎接和容纳它，因为《易经》与无意识的关系，远比与意识的理性态度密切。既然无意识常在梦中以女性的面目出现，这句爻辞就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女性（也许是译者）以母性关怀着《易经》。这对《易经》来说自然是“介福”。它预期可以普遍地为人所理解，但也担忧会被人误用——“晋如鼫鼠”。要留心“失得勿恤”的告诫，不要把得失放在心上，不要忧虑，也不要勉强说服任何人。

《易经》冷静地面对着自己在美国书籍市场的命运，这种态度和任何有理性的人面对自己备受争议的著作时没有两样。这样的期望非常合理，也合乎常识，要找出比这更恰当的答案反倒很不容易。

五、我作解释的立场

这些占例都发生在我写下以上的论述之前，当我得到这一结论时，我想了解《易经》对最新的情况抱有什么样的态度。因为我既然已经加入了这个场合，情况也就会随着我的写作而变化，而我当然希望了解与我的行为有关的事情。我一向认为，学者对科学应当负责任，所以我不习惯宣扬我所不能证实，或我的理性所不能接受的东西。因此我必须承认，在着手写这篇序言时，我并不感到很快乐。要引荐古代的“咒语集”给性好批判的现代人，使他们多少可以接受，在这样的工作面前很难不踌蹰。但我还是做了，因为我相信，依照中国古人的想法，除了眼见的东西之外，应当还有其他东西存在。令人感到尴尬的是，我必须诉诸于读者的善意和想象力，而不能给他们周备的证明，不能给他们科学而严密的解释。人们很可能提出一些用来反对占卜技术的论证，我对这种不幸非常了解，而我甚至不能确定，载着我们横渡陌生海域的船是否有漏水的地方？古老的经文没有讹误吗？卫礼贤的翻译是否准确？我们的解释是否存在着自欺的因素？

《易经》是彻底主张自知的，而实现自知的方法却可能遭到百般的误用，所以性格浮躁、不够成熟的人并不适于运用它，知识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也不适宜运用，只有深思熟虑的人才是恰当的。他们喜欢沉思自己所做的，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但这样的倾向不能和忧郁症的胡思乱想混淆在一起。我上面已经提到过，当我们想调和易占与我们所接受的科学信条间的冲突时，会产生很多问题，而我对这种现象未作任何解答。但这一点都不奇怪，我在这些事上的立场是实用主义的，而教导我采取这种立场，使我了解其实际效用的，则是伟大的精神治疗学与医疗心理学。也许再没有什么领域会发生这么多不可预测的事情，再没有什么领域使我逐渐采用这种行之久远，但不知所以然的方法。有问题的疗法也许会偶然生效，而所谓可靠的方法却可能导致非常诡橘的结果。对此，理性主义者常常心怀怖畏，掉头走开，然后宣称他什么事情都没有看到，而非理性则充满生机，告诉我不要抛弃任何事情，哪怕它违背了我们所有的理论（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理论的生命也很短暂），无法立即作出合理的解释。这些事情当然令人不安，没有人能确定罗盘上的指针到底是指向真实还是指向虚幻，但是安全、确定与和平并不能导致发现，中国这种占卜的模式也是这样。占卜的方法显然指向了自我知识，尽管它实际上总是被用到迷信方面去。

我完全相信自我知识的价值，但是当世世代代的智者都宣扬这种知识的必要性，结果却一无成果时，宣扬这样的见解是否还有用处？即使用最偏颇的见解来看，《易经》也明显地体现着劝谕的传统，要人们仔细辨明自己的个性、态度及动机。这样的态度吸引了我，促使我动手来写这篇序言。关于《易经》的问题，我以前只透露过一次，那是在纪念理查德·卫礼贤的一次演讲中，其余的时候我都保持缄默。想要进入《易经》那遥远而神秘的心境，门径极难找到。要想欣赏孔子、老子他们思想的特质，就不应该忽略他们伟大的心灵，更不能忽视他们的灵感主要源于《易经》这个事实。对于如此不确定的事情，以前我绝不敢公开表露，但我现在可以冒这个险了，因为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民众善变的意见对我几乎已经毫无作用，比起西方的哲学偏见来，古代大师的思想对我有更大的价值。

六、坎与井

我并不想将个人的想法强加给读者，但前文说过，个人的人格通常也会牵扯到占卜的答案中去。我在提出我的问题时，也请求占卜对我的行为给予直接的评价。这次的答案是第二十九卦——坎，其中第三爻特别重要，因为这一爻是阴六（老阴）。这一爻说：

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假如是以前，我会无条件地接受劝告：“勿用”，即对《易经》不说一句话。但在目前，这忠告也许可以当作《易经》工作方式的一个范例看待。事实上，我目前的处境是进退维谷。对占卜这件事，除了上文之外，再也不能多说什么了，但是想往后退，将我个人的看法完全舍弃，却也做不到。我正处在这样的状况当中。然而，事情很明显，假如有人开始考虑到《易经》，将会发现它的问题也确实是“来之坎坎”。当人处在无边的危险及未经批判的思辩中时，必须停下来观察，否则就会在黑暗中迷路。难道还有比这更令人不安的处境吗？这就是《易经》所处的梦幻般的氛围。在这种处境中，人除了依赖自己易犯错误的主观判断之外，就一无可恃。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爻将我撰写上述文字时的心情非常中肯地表达出来了。坎卦卦辞令人欣慰的文字也是同样的中肯：“有孚，维心亨。”因为它指出，这时决定性的因素并不是外在的危险，而是主观的状态，即人是否真诚。

这一卦将在这种处境里的主动行为比作流水。水不畏惧任何危险，从悬崖上纵跃而下，填满行程中的坑坑坎坎。流水象征君子的行为，以及他们从事教化的方式。

坎卦确实不是令人舒畅的一卦。它描述的行动者似乎处于重重危机之中，随时会落入各种陷阱。我发现深受无意识（水）左右、精神病随时会发作的病人，通常最容易遇到坎卦。假如有人较为迷信，很可能会认为这一卦本身就含有这一类的意义。但是就像在释梦时学者必须极严格地顺从梦所显现的状况一样，在向卦象请教时，人也应当了解自己提出问题的方式，因为它限制了对答语的诠释。我初次占卜时，正在考虑这篇撰写中的序言的意义，因此我把《易经》推到前面，使它成为行动的主体。但在我的第二个问题里面，我才是行动的主体，所以在第二个占例中，仍将《易经》当作主体是不合逻辑的，而且解释也会变得不可理解。只有由我作主体，那种解释才有意义，因为它表达了我心中无可否认的不安与危机感。当人斗胆立足于这种不确定的立场上，既受到无意识影响又不知道它的底细时，不安和危机感是很容易产生的。

坎卦的第一爻指出危险的情况：“习坎，入于坎窞”。第二爻的意思相同，但它劝人“求小得”。我竭力实践这一劝谕，所以在这篇序言里，我只想将中国人心灵中《易经》的运作情况揭示出来，而放弃了对《易经》作心理学评论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

我对工作的简化在第四爻可以看到，它说：

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卫礼贤这样评论：

按照惯例，一个官吏在被任命前，总要敬献某些见面礼及推荐信，但这里一切都简单到了极点。礼物微不足道，也没有人推荐他，所以他只好自我介绍。但是假如具有危急时互相扶助的真诚心意，就没有什么可羞愧的。

第五爻继续谈论受困的题旨。假如有人研究水的性质，可以发现它只要流满坑坎的水平面，就会继续向前流去，而不至于滞留在原地：

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但假如有人看到事情虽然仍不确定，却经不住诱惑，坚持要特别努力，比如说要对《易经》作出评论等等，结果只能陷入困境。最上一爻非常贴切地描述了这一结果，它说：这是一种被捆缚，像在囚笼中的状况一样。毫无疑问，最后一爻显示，人如果不将这一卦的教诫牢记在心，会导致怎样的后果。

这一卦的第三爻是阴六（老阴），这个阴爻产生了张力，于是变成了阳爻，由此变出了一个新卦，从而显示了新的倾向或可能性。这个新卦是第四十八卦——井。水的坑洞不再意味着危险，相反地，它指向了有利的状况——有一口井，因此：

君子以劳民劝相。

百姓们互相帮助的意象，似乎是要对井进行修治和清理，因为它已经坍塌，充满了泥渣，甚至连野兽都不来饮用。虽然有游鱼活在里面，人们也可捕捉得到它们，但是无法发挥井的作用，不符合人们的需要。这段描述使人回忆起那只倒在地上，不被使用的鼎，它势必被安装上新的把柄。而且，就像那座鼎一样：

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

危险的水坑或深渊都指《易经》，井也是这样，但井有正面的意义：它含有生命之水，应当经过修治和清理而再度使用。但世人对此却全无想法，因为水桶已经破裂，再也找不到可以汲水的器具了。鼎需要新的把柄和携环才能把捉得住，井也需要重新规划：

井冽，寒泉食。

在这一启示中，《易经》明显又是言说的主体，它将自己视同源泉活水。以前的卦爻，描绘它意外地陷入了深渊，它必须奋力跳出来，以便人们发现古井。这古井虽然已经废弃，埋没在泥沼中，却可以经过修治而重新使用。

我用钱币占卜的几率方式提出两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在分析完对第一个问题的答语后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直接指向《易经》：我想写篇序言，它的意见怎样？第二个问题则与我的行为或情境有关，当时我是行动的主体，我刚刚分析完第一个卦。《易经》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将自己比作鼎，一只需要重新整修的礼器，这礼器得不到人们完全的信任；在回答第二个问题时，则指出我已经陷入困境，这困境显象为深邃而危险的水坑，人很容易陷入其中。然而，水坑也可以是口古井，只要稍加整治就有甘泉可以饮用。

这四个卦在主题上（器物、坑洞、井）大体一致，从思想内容上看也很有意义。假如有人作出这样的答案，作为精神病医师，我一定会说他的心智很健全，至少在他所谈的事情上没有问题。在这四个答案里，我一点也没有发现任何谵语、痴语或精神分裂的迹象。《易经》出自历史悠久的中国，我不能因为它的语言古老繁复，词采华丽，就认为它不正常，恰恰相反，我应该向这位虚拟的智者道谢，因为它洞察了我心中隐秘的疑惑和不安。当然，任何聪明人都可以将事情倒过来看，他们可以认为我将个人的心境投射到了这些卦的象征形式中。这样的批评是以西方理性的观念为依据的，它虽然极具破坏性，对《易经》的功能却没有丝毫损害，因为中国的圣人会含笑告诉我们：“《易经》使你把尚未明朗化的思虑投射到奥妙的象征形式中，这不是很有意义吗？否则，你即使写下序言，也不会知道它可能导致极大误解。”

七、让读者来判断

对占卜应当抱持怎么样的态度？中国人对这个问题并不关心，只有我们，因为受到因果观念的牵绊，才会满腹狐疑，一再地关注。东方古老的智慧强调，智者要了解自己的思想，但一点也不看重了解自己思想的方式是怎样的。我们对《易经》的理论考虑得越少，睡觉就越安稳。

以上面的范例为基础，我认为读者至少可以对《易经》的功能作个初步的判断了。对于一篇简短的导论，要求得不能太多，假如经由这样的展示，我能成功地阐明《易经》中的心理学现象，我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这本独特的典籍引起的问题、疑惑、批评，那真是无奇不有，我没办法一一答复。《易经》本身既不提供证明与结果，也不吹嘘它自己，当然要接近它也不那么容易。它就像大自然的一部分，仍然有待开发。它虽然既不提供事实，也不提供力量，但对雅好自我知识及智慧的人来说，却也许是一本很好的典籍。《易经》的精神对某些人可能像白昼一样明亮，对另外一个人则像晨光一样熹微，对于第三者来说，也许就像黑夜一样暗昧了。不喜欢它最好就别去用它，如果对它怀有排斥心理，那就不必从中寻求真理。为了那些能明辨其意义的人，且让《易经》走进英语世界中来吧！

注释

[1].荣格：瑞士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医师，分析心理学的创立者。早年曾与弗洛伊德合作，曾被弗洛伊德任命为第一届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主席，后来由于两人观点不同而分裂。与弗洛伊德相比，荣格更强调人的精神有崇高的抱负，反对弗洛伊德的自然主义倾向。凭着伟大心理学家的智慧，他对东方文化有独到的研究，对《周易》有着极富启示意义的见解和圆熟的运用技巧。荣格于20世纪初的一个夏季开始全面研索《易经》，他决心要弄明白“《易经》中的答案是否真有意义”。当时，他被自己所见到的“惊人的巧合”迷住了，因为他发现答案有意义乃是常例。从1920年，荣格开始在精神治疗中采用《易经》中所描述的方法，疗效甚显。到1925年，他已经完全熟悉了《易经》，并对其富有意义的答案毫不怀疑了。

[2].本文是作者为卫礼贤所译《周易》英文版所写的序言。

[3].理查德·卫礼贤：原名理查德·威廉，来中国后取名卫希圣，字礼贤，亦作尉礼贤。1873年10月出生于斯图加特，但一生57年中有20多年是在中国度过的。他以魏玛教会传教士的身份来到青岛，转而将兴趣和精力投向办教育、办医院，从而踏入了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门径。曾经翻译出版《老子》、《庄子》和《列子》等道家著作，还著有《实用中国常识》、《老子与道教》、《中国的精神》、《中国文化史》、《东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变迁》、《中国哲学》等等。他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学西播”的一位功臣。

[4].理雅各：伦敦布道会传教士，英华书院校长，近代英国第一位著名汉学家。他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从1861年到1886年的25年间，将“四书”、“五经”等中国主要典籍全部译出，共计二十八卷。当他离开中国时，已是著作等身。理雅各的多卷本《中国经典》、《法显行传》、《中国的宗教：儒教、道教与基督教的对比》和《中国编年史》等著作在西方汉学界占有重要地位。

[5].劳乃宣：字季瑄，号玉初，又号韧叟。河北省广平府（今河北省永年县）人。光绪十年（1871）进士，曾任直隶知县。光绪三十四年（1908）奉诏进京，任宪政编查馆参议、政务处提调，授江宁提学使。宣统三年（1911）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袁世凯内阁学部副大臣。张勋复辟，被任命为法部尚书，借口年老未就职。中国近代音韵学家。清末修律，礼、法之争中礼教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主张修律必须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原则。

[6].中国学者……咒语集：这里指的可能是胡适。30年代中期，荣格曾与胡适会面，并向胡适请教《易经》的问题，胡适对他说：此书不值一看，它除了迷信之外一无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