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鬆學《易經》：《易》與《春秋》為孔子晚年最高成就

1.《易象》與《魯春秋》

《左傳·魯昭公二年》：

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魯昭公二年為公元前540年，時孔子12歲。這一年春天，晉平公派遣韓起（謚號宣，史稱韓宣子）聘魯，一是此時魯昭公剛剛即位，晉國作為盟主理應要去祝賀，二是韓起新官上任代替趙武管理晉國事務，也要到魯國亮個相。根據《周禮·春官》「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大史有藏書之職，故韓起在大史處觀書。

從《左傳》《國語》筮例看，《周易》古經當時已被各諸侯國所應用，故李學勤先生《周易經傳溯源》（長春：長春出版社，1992.8）的《魯大史氏<易象>說》一節指出：「《周易》經文當時為列國所俱有，韓起沒有必要到魯大史處觀覽，也不會為之讚歎。……我們還要注意到，《左》《國》屢次提到《周易》，有的全稱《周易》，有的簡稱為《易》，絕沒有稱之為《易象》的。由此可見，把《易象》說成《周易》並不合適。」李學勤先生又說，《易象》是「類似的講卦象的書籍，供筮者慣用。這種書是若干世代筮人知識的綜合，對《易》有所闡發，是後來《易傳》的一項來源和基礎。」

繼李學勤先生髮表《魯大史氏<易象>說》不久，廖名春先生在《試論孔子易學觀的轉變》（《孔子研究》1995年第4期）一文中做了更為細緻的考證：

孔子為什麼至晚年突然改變了自己原來的易學觀，從《周易》中發現了先前所不曾發現過的「德義」了呢？這是一個頗值得玩味的問題。從古至今，人們對《周易》一書的性質，素有兩種對立的認識。一是視《周易》為卜筮之書，一是視《周易》為義理之書。視《周易》為卜筮之書的，多是就《周易》本身而立論；視《周易》為義理之書的，多是就《易傳》而立論。孔子晚年以前視《周易》為卜筮之書，對其採取排斥的態度，應該說他看到的只是《周易》的本文，是卦畫和卦、爻辭。晚年以後，他從《周易》中看出了「德義」，看出了文王之道，應該說他不僅看到了《周易》本文，還看到了一種權威的、足以使他信服的解釋《周易》的創作背景、思想宗旨的文獻。這一文獻實質就是最早的一種《易》傳。這一《易》傳並非出自一般人之手，否則孔子不會一讀到它就改變了自己原來對《周易》的看法。「鬱郁乎文哉！吾從周！」作為周代文化傳統自覺繼承者的孔子，能使他信服的《易》傳應該是出自周王室、與文武周公之道有密切聯繫的文獻。這一文獻看起來似乎不可確考，但事實上史籍卻留下了它的痕迹。

《左傳·昭公二年》有一段著名的記載：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矣。」

此《易象》決非《周易》本文，而是解《易》之傳。何以見得？因為從《左傳》、《國語》的記載看，晉人以《周易》占筮論事，史不絕書，可見人們對《周易》是非常熟悉的。如果魯太史出示給韓宣子的《易象》只是人們早就習以為常的《周易》，韓宣子決不會如此大發感慨。因此，它一定是一部釋《易》之作，其創作與周公有關，其內容與「周之所以王」有關。韓宣子聘魯，時孔子方十二歲。《易象》掌於魯太史，韓宣子尚屬初見，其在社會上肯定尚未廣為流傳。所以孔子在晚年以前排斥《周易》，很可能就是因為他尚未看到《易象》。到孔子暮年返魯，距韓宣子觀書已近六十年，這時魯太史所藏之《易象》可能在社會上已逐漸流傳開來，孔子整理文獻，既然因魯太史之《魯春秋》而作《春秋》，那麼，他就有可能見到載有「周公之德」和「周之所以王」的《易象》。見到《易象》，他就有可能說出「《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遺言焉。……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慮，紂乃無道，文王作，諱而辟(避)咎，然後《易》始興也……予樂其知(智)之……」這樣的話來。所以，孔子「老而好《易》」，其易學觀發生了轉變，應該是他見到了《易象》一書所致。傳說今本《易傳》系孔子所作。今本《易傳》的某些部分和《易象》的關係，可能也像已修《春秋》與未修《春秋》一樣。由此看來，孔子晚年的易學觀和孔子關於《周易》的闡發，其中固然有孔子自己的創造，但毫無疑問，孔子也繼承和吸取了前人的成果。孔子自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人稱其「憲章文武」，因此，孔子晚年對《周易》「德義」的認識，不可能完全是孔子的憑空創造，應該有其歷史的淵源。由《易象》來看，孔子晚年轉變後的這種對《周易》一書性質的認識，可能會更符合歷史的真實。

廖名春先生的考證結論是：此《易象》決非《周易》本文，而是解《易》之傳。這一文獻實質就是最早的一種《易》傳。今本《易傳》的某些部分和《易象》的關係，可能也像已修《春秋》與未修《春秋》一樣。孔子自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人稱其「憲章文武」，孔子《易傳》繼承和吸取了《易象》的成果。

姜廣輝先生認為：

《易象》是文王、周公用以教導周貴族如何「王天下」的統治方略，是「人君南面之術」，向來藏之秘府，並不傳佈於民間，一般人極難見到。當初，周公受封於魯，因其輔相成王，使世子伯禽代就封於魯。伯禽就封國時，「備物典策」(《春秋左傳·定公四年》)，韓宣子所見《易象》很可能是當時周室典藏的副本。而周室所典藏的書籍在驪戎之難已失，所以韓宣子說：「周禮盡在魯矣!」（姜廣輝 .「文王演《周易》」新說——兼談境遇與意義問題，哲學研究 1997年第03期）

2.孔子序《易傳》、修《春秋》

《易象》與《春秋》是周室德業、王業的集中體現。孔子晚年因魯大史之《魯春秋》而修《春秋》，因周王室之《易象》而作《易傳》，《易》與《春秋》為孔子晚年最高成就。

《漢書·藝文志》說：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

《說卦傳》：「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易緯·乾鑿度》：「垂黃策者羲，益卦演德者文，成命者孔也」。王應麟《困學紀聞》引《京氏積演算法》：「夫子曰：聖理元微，《易》道難究，迄乎西伯父子（指文王、周公），研理窮通，上下囊括，推爻考象。」這裡的文王、周公「推爻考象」就是《論衡》所說的「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可證爻象體例是文王、周公發現和創立的。由此可見，《易傳》是孔子對文王、周公《易象》的繼承。

孔子《易傳》的傳承譜系見於《史記》與《漢書》：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庄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

《漢書·儒林傳》：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

《史記》、《漢書》皆言孔子作《易傳》（又稱「十翼」），並且都明確記載了孔子傳承《易傳》的譜系，而其他五經的傳承線索則十分模糊。孔子《易傳》的這一傳承譜繫上的經師大都「名不見於經傳」，這一定有遵循周室秘藏《易象》的傳統在裡頭。

《史記·儒林外傳》說「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史記·太史公自序》說「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倫於黃子」。司馬遷父親司馬談受《易》於楊何，得孔子《易傳》真傳，所以《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將《易傳》與《春秋》列於六經序列之首：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漢書·藝文志》又說：

（仲尼）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借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

《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可見六藝盡通，惟高第為能。然又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又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可見通達《易》與《春秋》，即使是高足弟子亦罕矣。

孔子繼承西周的貴族教育傳統，以《詩》、《書》、《禮》、《樂》四者為常科，此所以先秦典籍六經排序大都以《詩》《書》為首。而《易》與《春秋》乃是晚年為高足弟子所設，此所以不顯於世。

《坤文言》說：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這段文字實為孔子對《春秋》的總結。孔子傳《春秋》於子夏，故《韓非子·外儲說右上》說：「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

左丘明為《春秋》作傳，為《左傳》《國語》，其中有22個筮例。《左傳》《國語》筮例的流行，是周德《易象》與《春秋》式微的表現，是禮壞樂崩的開始。孔子晚年序《易傳》、修《春秋》，則是拯弊治亂、復興王道的偉業。《魯春秋》是以周德標準書寫的歷史，《左傳》「君子曰」是其遺存，孔子修《春秋》則是《魯春秋》之精髓。

《易象》與《魯春秋》是文王、周公「王天下」的秘典，而孔子「信而好古」，在周德衰微之際的春秋時期再度推出《易傳》與《春秋》，必然有「不合時宜」之嫌，故帛書《要》云：「贊而不達於數，則其為之巫。數而不達於德，則其為之史。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塗而殊歸者也。」《孟子·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3.《易》為公理，《春秋》為公理應用範例

《漢書·藝文志》云：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為終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

孔子在帛書《要》說：

《詩》《書》《禮》《樂》不〔止〕百扁（篇），難以致之。不問於古法，不可順以辭令，不可求以志善。能者由一求之，所謂得一而君（群）畢者，此之謂也。

大意：

《詩經》《尚書》《禮經》《樂經》不止一百來篇，難以窮盡天道、地道、人道、四時之變以及君道。不考察《周易》古法，不可能使辭令順達，不可能求得卦意完美。而有能力的君子可「由一求之」，由《周易》這一部經典求之，「得一而群畢」，一通百通。

由此可見「《易》為群經之首」的觀點源自孔子晚年，西漢晚期的劉向、劉歆說「《易》為六藝之原」只是沿襲孔子之說而已。

孔子說的「由一求之」「得一而群畢」「吾道一以貫之」的「一」，按現代學科的說法就是公理。

《漢書·五行志上》：「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這是說孔子依據《周易》與《洪範》述《春秋》之義。

《春秋公羊傳註疏》引《春秋說》云：「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瀆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亂制。」

《漢書·律曆志》言《春秋》效法《易》而作：

《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春秋二以目歲，《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每月書王，《易》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啟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敗，《易》吉凶之效也。朝聘會盟，《易》大業之本也。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

今夫六藝之於中國也，所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者爾。而仲尼之於六藝也，《易》、《春秋》最嚴。司馬遷曰：「《易》本隱而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謂本隱之顯者，觀象繫辭以定吉凶而已，推見至隱者，誅意褒貶而已。及觀西人名學，則見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內籀之術焉，有外籀之術焉。內籀雲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執其微以會其通者也。外籀雲者，據公理以斷眾事者也，設定數以逆未然者也。乃推捲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學也！遷所謂本隱之顯者，外籀也；所謂推見至隱者，內籀也。其言若詔之矣。二者即物窮理之最要塗術也。而後人不知廣而用之者，未嘗事其事，則亦未嘗咨其術而已矣。

大意：

人都知道，六藝之於中國，如日月經行於天，江河流經於地。然而孔子研究六藝，於《易》與《春秋》最為嚴密。司馬遷說：「《易》根據隱微來推求顯著，《春秋》從明顯推見隱微。」這就是天下最精深的言論啊。原先我以為根據隱微來推求顯著，就是觀象繫辭來論定吉凶而已；從明顯推見隱微，就是責備不良動機寓函褒貶而已。及至看了西洋的邏輯學，從而見到了研究事物得到知識這樣的學問，裡面有歸納法和演繹法。歸納法就是觀察局部的方面從而推知整體法則，掌握細節的現象來領悟普遍規律。演繹法就是根據公理以判斷所有事物，確立定理以預知未發生之事。我於是放下書卷而起，說到：我們也有這些啊，這原本就是我國《易》《春秋》方面的學問啊！司馬遷所說的根據隱微來推求顯著的方法，就是演繹法；他所說的從明顯推見隱微的方法，就是歸納法。他說的已經很明顯了。二者就是接觸事物從而窮究其理的最重要途徑。然而後人不知道廣泛應用這些方法，其原因，在於不曾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也就不曾學習這些方法罷了。

李守力按：